昭和十四年（1939年）六月十三！

边塞暖风吹过新京的街道，却带不来丝毫暖意。

诺门罕前线失利的详细战报仿佛一根针，径直插进了关东军司令部梅机关以及所有日伪高层的心窝。

坦克中队损兵折将，第二十三师团装备损失惨重，“皇军不可战胜”的神话在苏蒙联军的钢铁洪流面前，露出了脆弱的底色。

耻辱！前所未有的耻辱！

这种耻辱感迅速转化为了歇斯底里的疯狂！

整个满洲乃至华北的日军战争机器，以前所未有的效率轰然开动到极限。

铁路线成了最繁忙的动脉，一趟趟军列如同输血的针管，拼命地想要堵住北方草原上不断失血的伤口。

沪市，南方运输部，三楼副部长办公室。

从陆运课长升到运输部的二把手，陈阳的权利增加了，工作也同样增加了。

运输部二楼陆运课，电话铃声，电报机的嘀嗒声，下属急促的汇报声，各地催物资的咆哮声交织在一起，空气灼热得仿佛要燃烧。

地图上，代表军列运行的红蓝箭头密集得令人眼花缭乱。

运输部另一位副部长吉田大佐就坐在这片混乱的中心，脸色有些苍白，眼窝深陷，仿佛几天没睡好觉。

不过，尽管非常疲惫，他依然冷静地处理着每一份文件，下达着每一个指令。

在外人看来，这是尽职尽责到废寝忘食的表现。

而同为运输部副部长的陈阳，却享受着与众不同的惬意时光。

仿佛外界那些匆忙，繁重的运输任务跟他丝毫没有关系。

明明是他在协调所有物资进出，吉田的团队只是在管理运输方面的事宜，两人就算不会同样忙碌，也不至于相差这么远。

可现实就是如此，从十三号开始，各级运输压力大增，各式物资调配单几乎跟山一般压下来。

陈阳给出的理由是为了北上物资的优先级供应权限，他已经将南方运输物资压了半个月。

到现在南方也要物资补助，只能让吉田想办法，把东西运到目的地，当然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给各方势力准备的物资。

当然，其中最关键的，就是那些他私底下走私的各种物资！

陈阳的走私手段不见得多高明，而是如同精密的外科手术，精准的在庞大的体系内部完成微创式的“偷梁换柱”。

利用副部长的职权申报“计划性损耗”……

日军后勤系统本身存在固有的漏洞，尤其是在如此高强度的运转下。

陈阳敏锐地利用了这一点，在审批运往“第23师团弹药补给”的清单时，基于该部队上报的“激战损耗”，在核准数量上，额外增加百分之三到五的“计划战损储备”。

这微的百分比，在数以万计的弹药基数面前，汇聚成的绝对数量是惊人的。

这些“多出来”的弹药，（主要是三八式步枪，大正十一式轻机枪也就是歪把子，以及九七式手榴弹），会被换上印有“关东军后勤特批”，“诺门罕紧急物资”字样的包装箱，混入正品中一同装车。

同样的手法自然也应用于药品，被服甚至罐头食品。

他签字的理由充分无比，“前线战况激烈，补给线漫长，必须预留充足冗余以应对不测。”

当然除了这些军需物资，对于一些更敏感，更关键的物资，如无线电设备，精密仪器，特种钢材，甚至拆解后的迫击炮部件和炸药，陈阳则采用了更精巧的“混装”策略。

他会指示绝对信任的、安插在关键装卸岗位的同志，将这些东西密封在特制的木箱或铁皮箱内，外部标记则伪装成“坦克备用履带板”，“火炮驻锄”（替换零件），“工程测量器材”等！

这些箱子会被巧妙地放置在军列中运输重型装备的平板车角，或者混入运送“非急需工程物资”的棚车中。

利用日军各部门之间信息不通畅的弊病，把这些东西偷偷转运到红党或者果党买家手里。

当然，物资上车之后，最重要的就是如何送达客户手里。

这也是整个计划中最具风险的环节。

陈阳利用其协调的职权，在对北上军列路线进行“优化”时，会刻意规划一些看似合理的“辅助路线”或“临时补给点”。

例如，一列从沈阳出发，满载兵员和弹药的军列，原本应直接经白城抵达阿尔山。

陈阳会在调度命令中注明：“为减轻主干线压力，提高效率，该次列车部分车厢于彰武站进行编组分离，经由通辽线绕行，并于洮南站进行临时补给与检修。”

“洮南”这样的地点，往往就处于活跃的抗日游击区边缘。

当列车按照“命令”在这些站点停靠时，早已伪装成当地劳工，铁路维护人员或者甚至伪满洲国路警的接应人员，便会利用这短暂而“合法”的停靠时间，在夜幕或混乱的掩护下，迅速将标记好的“特殊物资”卸下，转移到早已等候的马车，驴车或直接由人力扛走……

整个过程的时机，对接暗号，转移路线，都经过周密的计算和演练。

完成后，列车会继续它的旅程，调度记录上一切正常，仿佛只是一次普通的战时运输调整。

随着陈阳的操作一次次成功，一条隐形的，高效的补给线悄然成型。

一批批宝贵的物资，穿越了日寇严密封锁的铁路网，如同生命的血液，源源不断地注入华北各地抗日根据地，尤其是太行山区的红军总部。

太行山深处，一些部队的弹药储备得到了补充，伤病员因为得到了磺胺等药品而得以挽救，

拆卸的迫击炮被重新组装起来，成为了打击日寇碉堡的利器，甚至还有一些珍贵的润滑油和特种钢材被用于维护和制造武器。

这些补给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力量对比，但在日军残酷的“扫荡”和经济封锁下，无疑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，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。

然而，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陈阳的行动虽然隐秘，但并非毫无痕迹。

首先察觉到异常的，是梅机关的特务。

他们在对占领区“治安状况”的例行分析中，隐约发现了一些不对劲！

某些地区的“土八路”的活跃度和战斗力，似乎并未像预期的那样，随着诺门罕战事的进行和日军兵力北调而显著下降，甚至在局部还有所增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