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官之权，非为民，而为君，为上。自然，所行之政，专以讨好上峰为能，升官发财，封爵荫子，全凭在此。”

苏轼挠了挠头，这有什么不对么，自有史以来，便不是如此么？

当官的不看上级，难不成还要看......

忽然，他脸色一变，想起了自己在年轻时，苏洵领着哥俩研读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时的光景。

老爹说，现在的书都是被删减篡改过的，里面有太多说不通的东西。

真想明白老子、孔子、荀子、孟子的思想，除非能清楚他们当年所面对的国政，与今天有什么不同。

还记得三个人讨论孔圣人为何一心复周礼，最后所得到的结论，居然是因为征辟制。

最早的时候，谁在朝廷当官，是根据你的经济实力和战争能力来决定的。

天下大事，只有战争和祭祀两件么。

祭祀需要的是钱，战争需要战士，谁拥有这两样，谁就能担任朝廷的官员。

只有到了春秋后期，诸侯国人口繁盛，野人的数量和生产规模，远超过了“国人”，这才让国君不得不变。

大诸侯的规模，实际上早就超过了镐京，超过了天子之国。

在城外的野人堆里，可没有诸侯的血脉，也没有自己的大夫和士，完完全全的就是“野人”。

只有“派遣”官吏进行管理，才能保证税赋的征收，劳役的驱使。

所以孔子才会说，“礼乐崩坏”。

毕竟“派遣”大多数时候伴随着武力征服，也就达成了所谓的“征伐自大夫出”。

官员带着弓箭和长矛，完成了对体系外资源的控制，转而再向诸侯君主要求“晋升”，这难道不是“礼崩乐坏”么。

“绕了一圈，如今的官制，又跟我等革新大宋有何冲突？”

苏轼虽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，可他还是希望长安能说一个别的答案，否则就太黑暗了，坏人心性的那种。

“过度繁殖！”

李长安给出了答案，苏轼非常惊喜，这跟他想的完全不同。

“什么过度繁殖，人口繁盛，自古以来便是盛世指征。”苏轼继续捧哏。

李长安已经有些上头了，今晚喝的扬州梅子酒有点醉人。

“食税者的过度繁殖！天下财富，以一时一地观之，大概有限数。上层多得一分，中下就要少得一分。每个治乱循环，开国之初总是精兵简政的，天下财富五分在官，五分在民。”

李长安抓起一把莲子，分成两堆，跟苏轼一人一半。

“最初，田多人少，官府又轻徭薄赋，自然促进人口恢复，经济增长。官取十一为税，民用亦足。可十年后，三十年，五十年呢？天下已无可开之地，田垄相接，房屋相邻。这时，天子要修宫殿，将军要征伐，大夫要修宅子，钱从何来？”

“何来？”

“加征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