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佑二年，六月末，应天府（商丘）。

这座千年古都，在夏日骄阳的炙烤下，蒸腾着一股与汴梁截然不同的、更为粗犷而鲜活的气息。作为运河枢纽、大宋南京，商丘的商业血脉远较寻常州府发达。虽无汴梁那般万商云集、百货萃止的恢弘气象，却另有一番特色：节奏更快，规矩更活，人情味更浓，甚至带着几分草莽般的狡黠与变通。

运河码头上，货船往来如织，装卸货物的号子声、讨价还价的喧嚷声不绝于耳。与汴梁大宗交易多依赖钱庄票据、讲究程序章法不同，这里的商贩似乎更信奉“落袋为安”和“快进快出”。随处可见三五商人聚在茶棚下，几碗粗茶，一番交谈，一桩生意便拍板定槌。赊账、抵押、甚至以货易货，都比比皆是。一个绸缎商可能凭老主顾的口头承诺，就先让对方拉走半船货；一个粮商可能收下对方祖传的一块玉佩作押，约定半月后还款赎物。这种建立在熟人社会与个人信用基础上的灵活模式，使得资金周转极快，市场显得异常活跃，却也潜藏着信用崩塌的风险。

南京行宫内，气氛却有些微妙。

用过早膳，赵佶便有些坐不住了。他对商丘的商业街市兴趣不大，心心念念的是城外几处据说景致清幽、颇有古意的山林。他兴致勃勃地对赵桓和陈太初道：“此地既为古都，山水必有灵秀之气。朕欲往城西龙兴岗一游，听闻岗上可俯瞰全城，或有前朝遗迹，桓儿、元晦可愿同往？”

赵桓闻言，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抗拒。他自幼体弱，不喜跋涉，加之近来病体初愈，更觉疲惫。而且，与父亲单独出游，难免要应对其随时可能冒出的、关于诗词画艺乃至前朝旧事的考较与感慨，这让他倍感压力。自靖康元年，父亲仓促传位，将他推上风口浪尖，自己却欲南逃避难以来，父子之间那道无形的裂痕便已产生。虽然后来因陈太初力挽狂澜，避免了最坏的局面，但隔阂终究难消。他更愿意留在城中，看看这南京的市井民情。

“父皇，”赵桓斟酌着词句，语气恭敬却疏离，“儿臣昨日舟车劳顿，今晨仍觉有些乏力，恐难陪父皇登山览胜，扫了父皇雅兴。不若父皇由地方官员陪同，尽兴游玩。儿臣… … 想在城中随意走走，体察一番民情。”

赵佶脸上闪过一丝失望，但见儿子面色确实不佳，也不好强求，便摆了摆手：“既如此，你便好生歇息。元晦，你呢？”

陈太初立刻躬身道：“臣愿陪同陛下在城中巡查，一则护卫周全，二则亦可借此了解南京政务民风，于新政推行或有裨益。” 他自然看出这对天家父子间的微妙气氛，乐得避开，更可借机与赵桓单独相处，深入了解其真实想法。

赵佶意兴阑珊，挥挥手道：“也罢，那朕便自行去了。” 说罢，在内侍和地方官员的簇拥下，乘上肩舆，径自出宫游山玩水去了。

送走太上皇，赵桓明显松了口气。

他换上一身寻常富家公子式的绸缎便袍，陈太初也作儒生打扮，带了数名精干侍卫混入人群暗中保护，二人便悄然出了行宫侧门，融入了商丘喧嚣的市井之中。

与汴梁御街的整齐划一、店铺林立不同，商丘的街市更显杂乱而富有生气。道路两旁店铺与地摊混杂，叫卖声、吆喝声、牲畜嘶鸣声、铁匠铺的打铁声交织在一起。货物从昂贵的苏杭丝绸、景德瓷器，到廉价的本地土布、竹木器具，应有尽有。行人摩肩接踵，贩夫走卒、士农工商，各色人等穿梭不息，空气中弥漫着各种食物、香料、牲畜和汗水混合的复杂气味。

赵桓久居深宫，难得见到如此鲜活、充满烟火气的景象，起初还有些不适，但很快便被吸引。他好奇地打量着路边的杂耍艺人，听着小贩们机巧百出的吆喝，甚至在一个卖糖人的摊子前驻足片刻。陈太初则更多留意着市场的运作模式、物价水平以及商贩与顾客之间的互动方式。

“元晦，你看，”赵桓指着一处围了不少人的摊位，“那是在做什么？”

陈太初望去，只见一个商人正拿着一叠类似票据的纸片，与几个看似农户的人在激烈地讨论着什么。他解释道：“陛下，那似乎是‘青苗钱’之类的民间借贷凭证。春耕时放贷，秋收后以粮抵债。商丘地近运河，商贸发达，此类民间金融活动远比内陆州县活跃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