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 “邦之兴也，由得人；邦之亡也，由失人”，今大吴社稷阽危，非天亡我吴，实积弊相因之死局困之。财政崩于上，土地并于中，流民乱于下，边患伺于外，四患连锁，若不猛药去疴，恐噬脐莫及。然死局非不可破，臣谨按祖宗典制、当世实情，条陈三策核心，辅以止争之法，伏惟陛下圣裁。

臣查《大吴会典?赋役志》载：“凡民田亩税三升，官田五升，勋贵优免不过百亩。” 今则不然 —— 藩王宗室占地超千万亩，恃 “皇亲” 之免，粒税不纳；士绅阶层借 “优免” 特权，隐田达三千万亩有奇，更有勾结胥吏、转嫁赋税于小民者。反观农桑之民，“三饷” 加征无已，田薄收而税重，鬻妻卖子犹不能偿，是以国课日亏，国库空虚，此财政之根本症结也。

为今之计，当破 “优免” 之弊，向既得利益开刀：

停征 “辽饷、剿饷、练饷” 三饷，尽释小民苛政之负，以安农心。

遣御史台精悍吏员，分巡天下，按《皇吴祖训》核藩王、勋贵田亩，凡逾制隐田，悉追其税，岁不及额者，以 “亏空国课” 论罪。

革除士绅 “无限优免” 之权，定 “一品优免三十亩，以下递减五亩” 之制，逾额隐田与民田同税，欠税三年以上者，夺其功名，没其隐田。

如此则税基复实，国用可充，庶几脱财政崩溃之困。

臣掌兵部十余载，深知卫所之弊：今卫所兵额四十万，实存者不足二十万，多为老弱疲敝，且将领克扣粮饷、冒领军籍成风，遇敌则溃，遇民则扰。边患之所以频仍，非无兵也，乃兵冗而不精、饷虚而难继也。

救弊之策，在 “汰冗、练精、足饷” 三端：

裁汰各地卫所冗余之兵，保留边卫要地精锐，集中粮饷资源，于宣府、大同、蓟州三地各练野战军三万，选岳谦、李默等忠勇将领统之，赐 “临机调遣” 之权。

建立 “兵饷直拨” 制度：由户部造册，兵部核验，直接拨付军前，设御史监饷，凡克扣粮饷逾百两者，斩立决，籍其家以充军饷。

工部专设 “军器局”，严核火器、甲胄质量，不合格者追责工部侍郎周瑞等督造官，务使兵有精械，战有底气。

兵精则边患可御，饷实则军心可稳，哗变之虞自除。

臣闻 “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”，今陕西、河南等省灾荒连年，赤地千里，民食草叶、啃树皮者十之七八，流民达百万之众 —— 流民者，非天生叛逆，乃饥寒所迫也，实为起义军之 “兵源之馈”。若能稳住民生，则乱源自断。

应急之策有二：

即刻开放国库及藩王 “常平仓”，遣户部侍郎陈忠赴灾区分发赈粮，凡流民聚处，设 “粥厂”“栖流所”，暂解饥寒之苦。

强制推广高产作物：昔元兴年间，西洋作物 “玉蜀黍”“甘薯” 传入，耐旱耐贫瘠，亩产倍于稻麦。今令灾荒诸省，凡官田、荒田，悉种此二物，工部颁种植之法，州县官督责推行，秋熟之后，以充民食、补军粮。

民有食则不流，不流则不乱，起义之患自消。

今朝堂之上，武党护其兵柄，文党争其话语权，阉党残余（诏狱署、镇刑司旧吏）仍操罗织之术，党同伐异，置国难于不顾。昔永熙帝时，因党争误边事，致瓦剌入寇，此殷鉴不远。

当严申 “禁朋党” 之令：

凡官员结党、互攻弹劾者，无论文武，皆贬谪边地，重者以 “紊乱朝纲” 论罪。

罢镇刑司冗余密探，诏狱署审讯需刑部、御史台派员监审，杜 “构陷忠良” 之弊。

令吏部尚书李嵩核察百官，凡 “党羽标识”（如私会暗号、门户称谓）者，悉令改之，违者罢官。

党争止则人心齐，人心齐则庶政举，改革方可推行无阻。

臣以上三策，皆非空谈，实乃破 “系统性死局” 之关键：财政实则能养兵，兵精则能护民，民安则国本固，国本固则边患可御。然改革必触既得利益，臣愿以正一品之身，督责诸司推行，若有阻挠者，臣请持御史台印，按律严惩，虽藩王勋贵不避！

臣历三朝，受先帝厚恩，今见社稷将倾，五内俱焚。所言若有可采，臣万死不辞；若有不当，臣甘受斧钺之诛。

伏惟陛下，念祖宗之基业，怜万民之疾苦，果断行之，则大吴中兴有望矣！

臣谢渊顿首百拜。